国际正易道文化研究会易学顾问罗哲文先生

Image

      罗哲文,中国古建筑学家。 1924年出生,四川宜宾人。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,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、刘敦桢等。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。1950 年后,罗哲文曾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、国家文物局、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、中国文物研究所等处,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。是全国政协第六、七、八届委员,六届全国政协文化组副组长。现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、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、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总工程师、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,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(icomos)中国委员会副主席。


      主要著作有《长城》、《中国古塔》、《中国帝王陵》、《中国佛寺》、《中华名楼》、《中国古代建筑简史》、《中国古园林》、主编《建筑文化大观》等。1940年,16岁的罗哲文考入中国营造学社。少年罗哲文当时并不了解营造学社的具体工作,可见到考题中有写字、画画等内容,觉得很有兴趣,便去投考了,并且成为众多考生中惟一一名被录取者,从此,罗哲文踏进了古建筑学之门。在这里,他先是为刘敦桢先生抄写整理《西南古建筑勘查》的文章,并绘制一些插图。半年后,梁思成见罗哲文在绘图方面有培养前途,便把他收作弟子,为自己绘图和整理资料。

      中国营造学社是当时我国惟一从事古建筑研究的学术团体,它以现代科学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,对我国博大精深的古代建筑进行整理和研究,并且对如何正确进行保护维修,提出了建议和方案设计,奠定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基础。它把在历史上一贯被视为“工匠者流”的建筑行业,提高到一门学科的地位,与金石、书画等同等重要,跻身于文物保护对象的行列。


       1945年日本投降后,清华大学迁回北平(今北京),清华大学出面请梁思成先生回母校创办建筑系,梁思成欣然同意,并与校方达成协议,由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合办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,继续进行古建筑的勘查测绘工作。1946年,罗哲文随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北平,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助理,同时在研究所里工作。那时罗哲文被称为“研究生”,即“助理研究”的意思。


       梁思成特别注重对罗哲文的全面培养,在清华大学的时候,为了让他把基本功学得更扎实,特许他少干一点杂事,并主动安排他旁听有关课程。罗哲文认为自己能够走到今天,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勤奋好学和吃苦耐劳;另一方面是缘于机遇,使他在青年时代得以追随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。关于梁思成先生,罗哲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:“我至今难忘的是他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的传艺精神,他从绘图板、丁字尺、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,到削铅笔、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手把手地教……”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梁思成先生被打成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为了避免受到牵连,很多以前与他联系密切的人都和他疏远了。一天,在医院刚输完液的梁思成却看到了久违了的学生罗哲文,梁先生高兴得几乎流泪。这次见面中,梁思成嘱咐罗哲文:文物、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,没有阶级性,没有国界,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,功莫大焉。


       1950年,27岁的罗哲文结束了对古建筑的学习研究,被调任到文化部文物局任职,成为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,也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文物保护生涯。全中国99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,每一座他都亲自考察过。1985年,罗哲文和郑孝燮、单士元起草文本,参加了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的申报工作,使长城成为了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。


       2003年6月23日,一个由罗哲文任团长、《人民日报》社原社长邵华泽任副团长的文化考察团,西出玉门关,沿着丝绸之路,历时近一个月,艰难寻访了汉长城遗址、楼兰古国遗址等一系列历史文化遗迹,并且穿越了被称为 “死亡之海”的罗布泊。这条新闻曾经轰动一时。 罗哲文他们考察的这段长城,修建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,当时匈奴已经不再对汉王朝构成威胁。所以,罗哲文认为修建长城的目的已不是为了防御匈奴入侵,而是为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。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,来往于东、西方的商队,可以在烽燧中休息,补给淡水和食品,更换骆驼或马匹;两座烽燧间的距离正好相当于当时一天的路程。长城保护的丝绸之路,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见证。在玉门关以西修建长城,则是为了适应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需要。


       罗哲文经过考察发现:关于长城的长度,外国人是用比例尺从地图上量出来的,这显然是错误的,因为长城不是直线,更不是水平线,也不是只有一道,而是曲曲折折、上上下下,由许多道所构成的;我国历史文献上的记载,虽然比较可信,但没有把一道长城的双重、三重、多重的长度计算在内;许多人认为,各个朝代的长城都是在一条线上修筑或重修的,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,比如秦、汉、明三个朝代的长城,都不在一个起点,也不在一个终点,相去数百甚至上千里。 1952年,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,文物维修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展开。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,提出了维修长城、向国内外开放的意见。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罗哲文。 长城维修的第一站,是八达岭长城。罗哲文先乘火车到达八达岭车站,然后骑着小毛驴上山考察。后来他回忆道:“到达目的地时,天色已经很晚。当时的八达岭满目荒凉,夕阳照着山上的长城残骸。我想起当年戍边的战士就在这儿待着,当年的长城一定非常的雄壮。”


       解放后,首都北京面临着大规模的重建,当时围绕着老城墙拆除还是保留的问题展开了讨论。罗哲文的老师梁思成先生坚决反对拆北京城墙。北京的城墙拆除之前,罗哲文曾经对城墙做了一次认真详细的调查、测绘,他一步一步地沿着城墙勘测,并且拍摄了很多照片,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都被烧毁了。1953年,在极“左”思潮影响下,一些人主张扫除北京古建筑,马路要笔直,开车要无阻拦,体现古老北京街景的牌楼等都在拆除之列,最后竟然轮到了团城。 当时罗哲文所在的文物局正好在团城办公,又担负着保护文物之职,为此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指示下,罗哲文写了一篇关于团城的文章,配以大量图片,发表了出来。为了保住团城,罗哲文数次找梁思成商量,梁思成也一样心急如焚,甚至把苏联专家搬出来共同寻求办法,最后,罗哲文起草报告,梁思成面陈总理,终于保住了团城。


       在梁思成等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之下,从营造学社开始,罗哲文就养成了严谨勤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。在他看来,古建筑是凝固的历史,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比一个人失去了记忆,他热切希望后辈学者能够接过自己手中的尺笔,好好保护祖国博大精深的古建筑遗产。

Go To Top